·循环系统设在外围

循环系统设在外围
来源:http://www.hhsjzt.cn 作者:红姐图库大全 论坛,红姐免费统一图库,红姐免费统一图库 * 发表时间 : 2019-10-31 07:47

但是,在生命原理时代,这种合理的功能分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居住区与工作场所和商业区的分离,不仅无谓地增加了人们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造成了交通拥挤,而且也使得办公区到了晚上和节假日,便成了一片寂静的死城。更有甚者,那种按照收入划分居住用地,依据政策把收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福利设施建在郊外的做法,更是严重地违背人情世故。它不但令老年人和残疾人从市中心被分离,而且还从人际关系上被隔离。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演进,城市的发展已经明显的显露出众多的弊端,如何处理好城市发展与人们生活舒适这一重要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随着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的不断涌现,扩张所带来的发展真的是人们想要的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兼并各种问题的好的规划以及治理城市的思路。共生的城市规划思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在强调工业化、机械化的时代背景下,无论什么事都会以分离主义和机械构成的零件来加以说明,即容易理解又十分明了。而且这对打破当时社会上的封闭保守性,也是最理想的思想武器。功能的纯化、广阔的空地、绿化、阳光和新鲜空气这些口号,被当做现代化的形象为人们普通接受,进而成为世界共通的现代化城市的目标。

超级城市群是与“世界人”的居住模式相适应的城市集群,超级城市群也是最大的世界城市网络。如果说城市群是20世纪最大的研究课题,那么世界城市和超级城市群就是21世纪最大的研究课题。如果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都成了世界城市,那么世界城市体系就不再是权利的体系,而是作为“世界人居住的模式”而存在,那时,将会不断地发生超越国境的人口大流动,全球化的时代便会到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种种迹象均表明这似乎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

在信息社会中,随着交通、信息的不断发展,定义城市的依据也在变化。与人口数量、产业结构相比,信息量、活动量和活动密度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现在人们的生活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城市领域,在区域城市之间不断地流动,城市群的形成就说明了这一现象。黑川纪章以环状结构来解释日本的城市群———都市圈,环状结构的都市圈没有中心,也没有起点和终点,永久运动。他还进一步地借用希腊城市规划师德库佳迪斯的理论,将大都市圈扩大到世界范围。他认为,如果世界上一些大都市之间的联系比其所在国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和各种资源流动更加密切的话,那么这些城市就应该被称作“世界城市”。毫无疑问,“世界城市”成立的时代,就是超越国境活动的“世界人”奠定地球最后文明的时代,当这一文明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主体之时,现在的大都市中就会出现一种所谓的超级城市群。

在现代的城市规划中,公园、居住区、商业区和工业区等等,在地域上是被截然分开的,各种功能用地由道路相连。这种源于ciam的规划设计理念,已成为功能主义的现代城市规划基本理论,目前我国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广泛采用的平面功能分色表示方法,就是这种理论的产物。黑川纪章认为这种规划设计理念,是上一个时代“机械原理”的东西。他说:“牛顿解剖了宇宙,达·芬奇解剖了人体,柯布西埃则解剖了城市。”

按照这种革命性的理论建设的城市,是黑川纪章1967年规划的菱野新城。

黑川纪章将热力学中的平衡概念引入了城市理论。在热力学中,动态稳定取决于平衡增大,所谓平衡增大就是多样化发展膨胀的结果,其极限状态将是走向“热死”。这是由于过度的多样化,而使其整体变得僵直,平衡增大的可能性亦将丧失。其实,无论是宇宙,还是人类社会,都在逐渐地增大,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如果这样不断地扩大下去,最终都将走向“热死”的状态,而城市的建设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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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巴基体系是新科学中经常使用的概念。简言之,就是基于二元论的客观主义、合理主义的概念,将能够证明的和无法证明的事物区分开来的科学实证主义。“布鲁巴基体系”包括:伽利略、牛顿力学、笛卡儿、欧几里得几何学、安托万的化学和达尔文主义等等。与此相对,“非布鲁巴基体系”则包括: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的巴洛克自然科学、戴卫·博姆的内藏秩序、大卫·彼得的共时性、黎曼空间、凯斯特勒的整体协调、曼戴尔布罗特的佛拉塔尔几何学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等等。

西方欧洲的城市,是靠广场上的聚会,将市民生活与城市联结在一起的,广场是提高城市意识的媒介空间。西方的城市空间结构在两方面与东方的城市不同,其一是公共设施多设在城市的中心部,具有公共空间作用的是广场;其二是道路空间结构,即“路”和沿路两侧建筑的空间关系不一样。沿街建筑不像东方那样相互融合,而是被一堵石墙隔开,道路功能单一,只作为交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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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一词来源于佛教的“共存”。按照黑川纪章的说法,佛教中的共存思想,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所以很快就放弃了。后来,他又了解到“共棲(共生)”一词也是生物学上的重要概念,并且超跃了佛教理念,于是他便又开始使用“共生”这个词了。共生思想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60年代的新陈代谢和开放结构概念,以面向未来的高技术建筑表现成长和代谢;70年代的变生、中间领域和模糊理论,开创了城市和建筑中的“灰空间”;80年代以后,开始对共生的概念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尽管共生思想只是黑川纪章哲学理念的现在表达,但是他认为,“共生”在21世纪,将会成为时代的关键词。

黑川纪章受《反俄狄浦斯》一书的影响,将生物学中的根茎、链环和网状系统引进城市规划领域,提出了生命时代的城市结构将从树型结构向根茎或是网状结构转换的预言。

共生哲学的内容包括:历史与未来的共生、异质文化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内部与外部的共生、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甚至还包括经济与文化的共生、年青人与老年人的共生、正常人与残疾人的共生等等。共生哲学涵盖了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将城市、建筑与生命原理联系起来,它不仅是贯穿黑川纪章城市设计思想和建筑设计理念的核心,也是他创作实践中遵循的准则,这在他的城市设计和建筑作品中均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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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城市空间结构多在中心区设置商业中心、市政厅等设施,在城市的几何中心附近建造市中心,并以其为中心呈放射状扩展开去。后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中心的功能便被肢解给外围的副中心。这就是传统的“树形”结构,从树干上分出树枝,再由树枝分出更小的树枝,然后是树叶。这是古典的城市结构,等级严格、主从关系明确。

而黑川纪章提出的“根茎”结构,则是许多异质体相互缠绕、呈交织状态的系统。它们之中没有秩序,也没有中心,一直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城市单元社区没有核心,循环系统设在外围,在外侧拥有中心设施。如果城市的人口增加了,只要添加循环系统就行了。由于中心设施在单元的外侧,所以将添加的部分与原有的设施连接在一起时,也不会给生活带来不便。如果新添加部分的人口再次增加的话,还可以适当地在外侧再建造中心设施,添加循环系统的环,如同细胞繁殖一样,不会失去原有的平衡。

东西方城市空间的特征有着很大的差异,黑川纪章以敏锐的观察力指出:就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而言,“东方的城市没有广场,西方的城市没有街道”。他在对印度、中国和日本古代的城市进行了分析总结之后,得出了东方城市中的公共活动,主要是在街道上进行,街道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而且还具有生活功能的结论。古代的印度和中国都是直线型网格状道路结构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没有广场,公共设施、商业设施和宗教建筑都沿着道路分散布置。印度古代理想城市的中心是一棵菩提树,而中国古代城市的中心则多是衙署、鼓楼,均不是直接与市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城市核心。日本的古代城市也是如此,市中心是城主的住宅,市民都住在城堡四周。在东方城市中街道承担着商业活动、信息交换、人际交往等多种生活功能。到了节日,游行的人群也巡回在街道上,而“街头说法”、“街头叫卖”、“街头表演”和“街谈巷议”等用语,都说明了是街道把人们的生活与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黑川纪章在书中写道,“机械原理”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是机械的二元论,非此即彼,是追求“真”的时代。而生命时代,则是多元共生的,是追求关系的“真”的时代。现在在认识论上已经从否定和矛盾的时代,转向了包含有否定和矛盾的时代;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领域,转向非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领域;整个知识体系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布鲁巴基体系(bourbaki)转化为非布鲁巴基体系”。

因而黑川纪章便以兼容并蓄的多价共生理念,提出在现代的城市设计中除了引进西方的城市规划原理之外,还应该使优秀的东方传统规划思想得到继承发展,在现代的城市中创造富有生气的街道空间。同时,他还认为这种街道空间是典型的中间领域,极具东方魅力,是生命时代应该发扬光大的东西。

城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在不断地向着多样化扩展,城市中各种关系的平衡也在增大,而这种多样化扩展的尽头,是无秩序的城市状态,进而是各种各样的城市构成要素相互对立的状态,在逐渐向着“热死”逼近。例如我们国家的几个大型城市——北京、上海的城市发展,它们在发展上的投入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产出(建成后的使用效果),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建筑师与规划师所做的,原本是想创造秩序,但结果得到的却常常是破坏了平衡。例如在城市规划中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建造了高速公路,但在空间环境上却造成了破坏。所以,以空间平衡的概念来衡量,则是负的投入。而所谓的创造性行为,又几乎都可以被看做是在打破平衡,是负的投入。因此,为了推迟“热死”状态的到来,减少破坏,在城市建设中,就要建立起动态稳定系统和循环系统,使城市的成长、变化平衡发展。

众所周知,共生思想是黑川纪章哲学理念的主体。它以日本传统文化的唯意识论、三浦梅园的“反观合一”辩证思维、铃木大拙的“即非理论”和大乘佛教与禅宗的“诸行无常”、“万事皆空”等等东方的哲理为本,同时又汲取了西方哲学家凯斯特勒的“子整体结构”、法国哲学家勒泽的生命结构和庞蒂的多价哲学,使共生思想上升为一种哲学理论,并成为超越规划建筑领域的很有影响力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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